文／范立達（本會理事）
每過一段時間，就得把書櫃裡一些比較硬的書拿出來重新再翻一遍，不然，就覺得自己的心靈和思考能力會慢慢鈍化。最近，重新翻讀了一本2002年出版的譯作《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作者是非常有名的法國社會學大師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另一本著作《布赫迪厄論電視》對記者和媒體都提出強烈的抨擊，但也讓我深受啟發，更是我常常回頭翻閱並以此自省的重要論述。
布赫迪厄是一位知名的評論家，他時常投書法國媒體，對時事發表強烈而嚴肅的批評。雖然，他評論的主題，大多圍繞法國社會，與我們有些距離。但他提出的部分觀念，套用在台灣也非常適合，而且，本書雖然是布赫迪厄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可是直至今日，讀到他針砭的時弊，仍然毫無違和感。看來，政治與社會問題，不僅舉世皆然，放諸四海皆準，而且歷久不衰（還是沉痾難解？），不管在哪個時空，換誰或換哪個政黨執政，該冒出來的問題仍然一個不少。
當然，在某些議題上，布赫迪厄有他的既定觀點，例如，他對於新自由主義就抱持著強烈的批判態度，這樣的論點見仁見智，但總是提供讀者另一個觀察及切入議題的角度。而他在書中探討的勞工權益、經濟問題、全球化迷思、知識分子的角色，以及學者加入社會運動的意義等主題，我是十分讚同的。
布赫迪厄說，知識分子的理想，就是要「打破意見一致的表象，撼動主流論述象徵力量的核心。」這句話換成我常用的說法，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或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我常覺得，口號可以喊得很漂亮，但真正有勇氣實踐，敢逆風而行，不趨炎附勢者，幾希。我們看過太多學者從政後，都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不僅是為五斗米折腰，根本是與當年的理想性格完全背道而馳，那種戀棧權位到不惜唾面自乾的程度，令人驚嘆。也無怪古人有云：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
針對政治人物的作秀性格，布赫迪厄一針見血的說：「對許多的部長來說，一個措施要能被『宣告』出來才有效果，而且只要一被公開，就算是執行了。」也就是說，很多政客往往說得比做得還多，他們在媒體上為自己的政績大吹大擂，以為人民會相信他們口頭的承諾，但政客常常是說得太多而做得太少，一經檢驗，事實真相卻常讓人不忍卒睹。執政者以這種自我吹捧的方式來騙取選票，法國政壇如此，在台灣難道又少見了？
布赫迪厄說：「如果說我一點都不包容『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那我更不喜歡那些千變萬化『無所不通』的當權者。」的確，我們在台灣的政界裡也常看到所謂「通才」型的政治人物，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可以整肅對手政黨的黨產，又可以管理金融，更可以掌理國家安全。他們掛在嘴邊的話常是：「人民要我去哪兒，我就去哪兒。」但其實，那不過是戀棧權位的另一種包裝詞罷了。
面對法國政治的亂象，布赫迪厄有感而發的說：「我希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學者，都能在他們各自專業公共領域上發出聲音。我認為，如果知識運作的邏輯（推論及駁斥的邏輯）能延伸到公共領域，則大家都會是贏家。今天，反倒是政治的邏輯（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被延伸到知識圈裡。」這段話，完完全全可以搬到台灣的社會。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這些讓人痛恨卻又時時存在的景象，不就是台灣政黨在拼搏時最常見的醜態嗎？之前，台大校長管中閔被執政黨追殺、被「拔管」時，政府及其側翼所使用的技倆，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哪一樣沒有？
法國有很多來自非洲阿爾及利亞的移民，面對這些膚色不同的民族，法國社會也常會出現種族歧視問題。針對此一現象，布赫迪厄很痛心的說：「哪有一個公民必須無時不刻地證明其公民資格？我認為一個法律如果可以讓任何公務員因為外表或姓名，而去質疑一個公民的公民資格，那麼這就是一種種族歧視的法律。」、「應該要去重新思考外國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地位問題。警察歧視性臨檢（製造或強化社會分裂）所帶來的成本，以及對基本權利的侵害及其普遍化所帶來的成本，都應列入考慮。」2021年4月間，一位教授非洲鼓的女老師詹慧玲在街上行走，遭中壢警分局興國派出所葉姓警員濫權盤查，並以「大外割」的柔道技把老師摔倒在地後逮捕，這就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歧視性臨檢。日前，一名17歲的少年也被警方誤以為是逃跑外勞，在圍捕過程中造成少年左臉撞上耕耘機，送醫縫了17針，這更是一件種族歧視心態下的過當執法。
但這種歧視心理豈僅出現在執法的公務員中？將人民分裂成「我者」、「他者」的，不正是執政者嗎？如果僅因政治主張不同，就會被打成「中共同路人！」如果連貴為總統的人都能大剌剌的說出：「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 其他人上行下效又有何難？看看外配、陸配在台灣社會生存時所受到的種種不平等，政客不該負最大責任？
布赫迪厄精闢地分析：「正是這些政客在製造種族主義言論並推波助瀾，但他們卻自以為是在替那些所謂單純的人民設想，替他們說出他們最單純的想法，甚至以為這就是人民所要的。這些政客挾著看似民主的收視率或民意調查而自重，來強迫人民接受他們無恥而粗暴的種族主義言論。」挾著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政客製造了大量的仇恨值，也吸取了大量的選票，但背地裡，自己的配偶在對岸作生意，子女在對岸求學的例子卻比比皆是，說到底，被操弄的人民才是最可憐的盲從者。
而人民為何如此容易被操弄？布赫迪厄說：「只是簡單地表態贊成或反對一個想法、一個價值、一個人、一個制度或一個狀況，總是比從事實上去分析它，多角度地來看它到底是什麼，來得容易的多。」說來遺憾，連至聖先師孔子都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賢下愚，菁英統治普羅，這是社會常態，但在極權時代，上位者或許可以把人民視為草芥，但在民主時代，如果上位者仍把百姓視為愚民去操弄，執政者總要想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眾總有覺醒的一天，今天人民能以幾百萬票把你拱上大位，明日亦能以選票讓你下台。當執政者再也無法一手遮天，再也無法粉飾太平時，那也正是政客即將失去政權的時刻。
布赫迪厄在二十多年前寫的文章，直至今日，仍值得我們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