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立達（本會理事）
我對余英時教授所知不深，只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是中研院院士，師事錢穆，一生反共。他的著作等身，但我之前也只讀過《歷史與思想》，那是一部精彩又充滿哲思的論文集，非常值得一讀。他於2021年辭世之後，我一直惦著，要把他重要的著作都找出來讀一讀，但生性疏懶，想讀的書又太多，一晃眼，也就這麼過了四年。最近，終於把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書《余英時回憶錄》讀完，再想到最近的時事，不免有些許感觸。
余教授聰敏早慧，13歲時，他見到駐紮在家鄉安徽潛山的部隊腐敗，營長杜進庭貪贓枉法，欺壓百姓，他一怒之下竟寫了一篇很長的狀子，想向政府控訴營長的種種罪行。這份狀子寫完之後就擱在桌上，想不到被一名士兵發現，通報營長，營長閱後大為驚恐，不相信這份狀子是出自孩童之手。當時余英時恰好離家數日，免遭逮捕，鄰人拼命向營長解釋，但營長還是半信半疑，甚且說道，如果這狀子是鄉紳共同寫就，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相關人等全部槍斃。數日後，余英時返鄉，家人知道他闖禍了，趕快再把他送到友人家躲避。
余英時回憶這段往事時說，讓他避居的友人年已四十多，當晚接待他時，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經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而余英時自況，「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
這段故事，我讀起來津津有味，也尋思13歲之際的自己，究竟都在幹些什麼事？雖然，每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心中可能總會有些超越常人的想法，但看到不平之事，敢秉筆直書，且勁道力透紙背，能讓亂臣賊子懼，這樣的刀筆功力，絕非凡人所及。
書中也提到他與共產主義接觸、交手的經驗。這段故事，我也覺得非常值得一讀。
坊間流傳一段話：「30歲之前不是左派，此人一定沒有靈魂；30歲之後還是左派，此人必定沒有腦子。」這段話雖然酸到骨子裡，但卻極有道理。因為，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身無恆產，但卻有遠大的理想，所以，他們當然會嚮往著烏托邦式的太平盛世與均富的生活環境，也反對一切的階級壓迫與剝削。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左派思想自然很容易打動人心。
但是，等到年輕人胼手胝足努力打拼了半世紀，好不容易累積了一些個人財富，這時，若再跟他討論左派思想，研究開徵富人稅的可能性，他們大概都產生強烈的排斥感。財富自由的他們，此時可能會反過頭來擁護艾茵．蘭德（Ayn Rand）的客觀主義（Objectivism），認為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才是社會常態，不努力付出的窮人，沒資格要求從辛勤的富翁手中分去一杯羹。
所以，是年長者背棄了年輕時的理想？還是年輕人經過歲月的洗禮後，變得務實了？這其實是很值得玩味的問題，但不可諱言，左派思潮、共產主義等觀念，對於一心追求進步思想的年輕人，還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包括余英時在內，他都承認自己年輕時曾經對共產主義打從心底產生出一股狂熱。
那時，他在燕京大學就讀，曾被人鼓吹申請加入共產黨外團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他說，他原本沒想加入，但被人極力拉攏，不免有些自我陶醉的虛榮感。申請加入後，竟因此而在精神上發生了變異，變得像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表現出來的徵狀則是「左傾幼稚病」。
他自述，當時的他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已。後來他才意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噬掉。
對照余英時的自省，想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其如同著魔似的殺紅了眼，那種病態，豈非也像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再回頭看看台灣社會的現況，這樣的風景，不也是依稀可見？
共產主義為何能在中國落地生根？余英時分析，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分子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意識。首先，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種反「兼併」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後來，就變成了共產思想。另一是關於「公」與「私」的尖銳對比，既然連國父孫中山先生都主張「天下為公」了，所以，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相信共產主義可以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也是因為誤認這和傳統觀念的「均」、「公」等價值相近。
但中國社會、政治在實施共產主義數十年後，也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余英時沉痛的指出，經過政治實驗，發現這是大錯之後，中國大陸不得不走回頭路。於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是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
余英時更稱，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革命運動，最後竟靠民族主義的動力來完成，這是歷史的一大弔詭。
他對共產體制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
他也為「五四」 運動的精神重新定位。
在我們這些後人眼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實像個神話。都知道「德先生」、「賽先生」的觀念是在此際傳達出來的，爭民主、爭自由、白話文運動也是由此興起。但更多人認為，愛國運動，甚至引發後來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茁壯，也是源出於五四運動中的愛國主義。但因為我們都沒有身歷其境，所以，究竟哪一說才是真正？卻眾說紛云了。
余英時認為，我們不應在想像中過分誇大「五四」的作用，以為「五四」發生以後整個中國的精神面貌便立即煥然一新。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針對外國強權侵略而爆發的「愛國」運動早始晚清，何須等到1919年？如果「五四」的意義僅在於「愛國」，它和以前的許多同類的運動，如1895年的「公車上書」又有何區別？「愛國」是十九世紀下葉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情操，而不是「五四」所獨有的特色。而當時的青年，對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普遍地不滿足，但除了地下黨員外，很少學生認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
回顧「五四」，余英時認為，「民主」和「科學」是最重要的遺產，但他也喟嘆，「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甚至還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所以，他才深有所感，「五四尚未完成」。
余英時一生反共，但他畢生研究的範圍都是中國歷史，看似矛盾，其實不然。他說，「我不能認同的是極權政治，不是大陸的學術界，更不是個別學人。」對他而言，「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共產主義下的中國，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自然是他堅決所反對的。
哲人已遠，但我也不免懷想，如果余英時還在世，他看到現今的台灣，會有什麼評價？台灣之於共產中國，向來最驕傲之處就是擁有民主與自由，但近年來，在高舉反共大旗下，所有背離執政當道主軸的思想與論點，一律都被貼上「中共同路人」、「在地協力者」或「認知作戰」的標籤。在立場先行的態度下，自由討論與交換意見的空間愈來愈小，寒蟬與沉默螺旋效應益發明顯，這難道不是另一種麥卡錫主義的借屍還魂？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余英時教授會有這樣的喟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