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立達（本會理事）
天下文化去年底出版了張作錦先生的《今文觀止：試從故紙看今朝》。張先生是我在聯合報系的老長官，我們這些晚輩都尊稱他為「作老」，作老的文章我一向非常喜愛，他長年在聯合報副刊撰寫的專欄「感時篇」，是我必讀的文章，他有時以「龔濟」為筆名投書報端，也都是重量級的評論。聽聞他出版了《今文觀止》，覺得這書名看來似乎有跟《古文觀止》一別苗頭的味道，就興沖沖的買來閱讀。
讀完後有點出乎意料。
倒不是這書寫得不好。作老的文章在我們這些新聞後輩的眼中，除了叫好，還是只能叫好。
讀完這書覺得意外，是因為原本以為這書的內容，是由作老四處蒐尋當代眾多名家的大塊文章，集結後供讀者詳閱，也有點為當年《古文觀止》補白的意味。因為，清初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叔侄編選《古文觀止》，文章只選至明末，清朝和民國時代的精彩好文都付之闕如。作老學富五車，如果以他的慧眼幫我們挑選文章，自然精彩可期。
這真的是一本好書。書的內容很精彩，介紹的人物和文章也都很值得一讀，據說，本書出版才40天，就已經五刷，果然印證了好書不寂寞的真理。透過作老的24篇長文，將一個一個我們所略知、或我們完全不熟悉的歷史人物重新定位，甚至有為前人蓋棺論定、平反冤（委）屈的意味。坦白說，這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功夫，我是望塵莫及的，作老今年高齡91，還能如此筆耕不輟，而且篇篇文章又極有份量，望眼全球，這樣的人物亦屬罕見。但我讀完這本書，總還是覺得有點搔不到癢處。因為，我好奇的不只是這些歷史傳奇人物的道德文章，我更好奇的是作老。對於作老這麼一位新聞界的大前輩，我想要知道得更多。
透過博客來的介紹，我找到作老在2019年出版的《姑念該生：新聞記者張作錦生平回憶記事》。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把作老這本厚達20萬字的自傳仔仔細細的詳讀了一遍。讀完之後我確信，這本才是我最該認真一讀的書。
先從書名說起。「姑念該生」這四個字怎麼看，也不該像是一本書的書名。但看完這本書後才知道，「姑念該生」和作老年輕時代非常坎坷的人生際遇有關。
作老在大陸出生，年輕時是流亡學生，在國共內戰時代，跟著一路敗退的政府而四處改念不同的臨時中學，只能被迫從軍，並跟著部隊來台。17歲的他，在部隊裡被長官打到不成人形，不得已當了逃兵，成了遊民。好不容易當了小工，有了吃住，但又不堪被老闆視為傭人，最後仍回到部隊當兵。但他重回部隊後，卻又天真的寫信向原本的連長「自首」當時不告而別的往事，結果反而被老連長報案通緝，他只好改名，切斷舊時聯繫。
服役幾年後，他以榜首之姿考上政工幹校新聞系，卻因為在學校時寫日記批判部隊言論管制、思想管制，畢業後竟被分發到野戰部隊。更慘的是，他畢業前得了肺結核，住院後還被強制退役。他在勞工出版社當了三年編輯，下定決心要報考大學，但第一次應考卻名落孫山，翌年再考，終於考上政大新聞系，但他已經28歲，成為老學生。
當他讀到大二時，教育部突然來了一紙公文，指控他高中畢業證書是假的，勒令退學。他向學校解釋，當年讀流亡學校，證書隨便自己填，不能怪他。在多次奔走後，教育部終於決定：「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
留校察看三年，作老大學畢業。他自述，小學、初中、高中都未讀完，大學文憑是他此生唯一一張畢業證書。
《姑念該生》的書名就是因此而來。
翻讀到這段文字時，我不免對作老求學歷程的坎坷大為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更堅信作老打從骨子裡，就是吃記者這行飯的人。
舉例來說，如果換作一般人，學歷被教育部認定是偽造，「著即勒令退學」，大概都只能摸摸鼻子，黯然離去。但作老不同。他打聽到當時的教育部政務次長是鄧傳楷，而鄧又曾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的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梁永章是勞工出版社的發行人，是作老打工時的老闆。作老就拜託梁永章寫信給鄧傳楷求情，他再到教育部面謁，鄧傳楷乃同意幫忙。
之後，他又請政大新聞系主任王洪鈞先生寫信，讓他面見世新專校成舍我校長，並在向成校長說明原委後，說動成校長寫信給姪女成女士。而成女士正是教育部主管學籍審查的專門委員。
為了怕弄僵，作老拿著成舍我的信到木柵教育部宿舍門口，等候成女士下班回家。當他表明來意時，成女士又驚又恐：「你居然敢跑到我家騷擾我！」憤而峻拒。
但作老仍不死心，他再拜託王洪鈞先生寫信，讓他持見教育部姚淇清司長，司長最後亦表示願在法令內酌情協助。
就是因為經過作老如此多方奔走，他最後才終於掙到一個「姑念該生」的轉寰機會，若非如此，我國就將因此折損一位非常優秀的新聞人才。而從這段奔走過程中，更可證明作老不怕碰壁的勇氣，試想，當年作老只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沒有任何背景，亦無人可恃，他若裹足不前，這一生可能改寫，但他奮力一搏，動用了他能力所及的所有關係，見到了教育部各級長官及承辦人，終於換得「刀下留人」的結果。這種勇往直前，打死不退的精神，其實就是記者追新聞時鍥而不捨的真實寫照。
我說作老打從骨子裡，就是吃記者這行飯的人，非僅上述的故事，再舉書中兩例。
作老在報社工作多年之後，早已升任高階主管，但他有一年聽聞梁啟超的墓在北京被發現了，就興起到北京瞻仰梁啟超之墓的念頭。他透過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先生的介紹，認識梁從誡。梁從誡是梁啟超的孫子，是梁思成與林徽音的獨子。經由梁從誡的引導，作老一行人探訪了位於北京植物園一角梁任公的墓，並虔敬的鞠了三個躬。這種「追新聞必抵現場」的作風、這種對於新聞界大前輩的孺慕之情，不正是我輩記者題中應有之義嗎？
這還不算，看到梁從誡，他馬上想到林徽音與徐志摩的往事，於是，他又扮演起記者角色，從林徽音獨子身上挖出「我母親與徐志摩之間只有友情，沒有愛情」的這段獨家新聞。
2005年，作老到大陸拜訪紅學專家周汝昌老先生，他在膝上擺著筆記本，一邊採訪，一邊振筆疾書紀錄。我在書中看到他採訪的照片時，難以想像，當時的他已經73歲了，幹的仍是新聞記者最根本的工作。這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記者。
所以，在書中，作老說，他這一生，只有一個工作，就是新聞記者，這話，誰都不能否認。
我記得，當年，我在聯合晚報工作時，作老已是晚報社長，仰之彌高，平時我和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接觸。適逢某年社慶，報社設宴請獲得模範記者和績優記者榮銜的同仁吃飯，我每年都獲頒模範記者，那一回，就被安排跟作老同桌吃飯。
以我當年的青澀，看到報社的大前輩，當然只能唯唯諾諾，不敢造次。印象中，作老那一次跟我們用餐，態度非常和藹，他與我們這群年輕的記者們閒話家常，因時過境遷，絕大多數的對話都已記不得。但我永遠記得他在席間提示我們這群小輩的一段話。
他是這麼說的：「記者，是一種很缺德的工作。」
聞言，我們大家都放下筷子，不知如何接話。
他接著說：「所以要筆下積德。」
這兩句話，我反覆咀嚼了三十年，愈嚼愈有況味。年紀愈大，就愈發能體會作老這兩句話的意義。
記者，特別是像我主跑司法路線的社會線記者，平時報導的新聞，絕大多數都是社會的陰暗面。我們的消息來源不多，通常都是檢察官、調查員和員警，他們偵辦案件時，很難手下留情，而當我們從辦案人員口中所獲得的消息，也不太可能為嫌犯或被告形塑任何正面形象，如果我們心一橫，下手再重一點，我們筆下的人物往往就成了十惡不赦之人。但這些嫌犯或被告，真有如此罪大惡極？或只是在我們加油添醋的筆法下，淪為萬劫不復之人？當他們被判無罪或不起訴時，之前被報紙審判的種種冤抑，要如何得到平反？我們常以自為是正義的化身，殊不知常常成為檢調人員利用的工具，我們製造成一篇又一篇聳動的報導，幹了一件又一件缺德的事，被我們文章波及之人何辜？未能筆下積德，夜半如何安枕？
這些道理，真的是要隨著年歲的增長，才能漸有體悟呢。
在這本《姑念該生》中，作老不只一次引用了當年大公報主持人張季鸞先生的名言：「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
作老說，當新聞記者，本來就該針砭時事，但任何批判，都應該出於誠意，而非刻意偏頗。新聞報導不可能沒有錯誤，但絕對不能存心欺騙讀者。但不論是張季鸞先生當年的主張，或是張作錦先生如今的呼籲，新聞界中，又有幾人聽之？如今，客觀中立的媒體幾不復存，立場決定一切的報導角度，不僅偏頗，還常扭曲、刻意誤導、攻訐對手，或粉飾太平。在競逐收視率、點擊率的壓力下，哪家媒體還能大言不慚的說出「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張季鸞和張作錦先生的主張和期待，在今後的新聞圈，只怕都成絕響。
作老也說，「人品決定報品」，要做什麼樣的記者，在起跑線就要決定。要堅守原則？還是隨波逐流？這是當記者第一天時就要認清的方向。
關於此，我頗有同感。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不只一次體會到孟子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三句看似老生常談，但各種威迫利誘，常常出現在採訪線上。以我當年在社會組跑新聞時的親身經歷，只要心中的堅持稍微放鬆，各路橫財早已入袋，發家致富自是不在話下。但是，要當一個好記者，就必須忍得住誘惑、扛得起脅迫、受得了寂寞。雖不敢說記者堪比革命軍人「升官發財請走他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的豪情壯志，但從當記者第一天起，我的確就告訴自己，這輩子絕不為官，絕不斂財。
作老在書中也提到，他在聯合報系工作時一直倡議，記者是本職，其他的行政工作都是兼職。所以，他力主記者的名片上應該印著「記者兼採訪主任」、「記者兼總編輯」，等到有一天不兼行政職了，就回歸記者的本職。記者，不是職業，是職志；不是一時的工作，而是一生的使命。這一點，我也舉雙手贊成。事實上，就算是報社的高階主管，在報端上發表文章時，仍是冠以「記者某某某」的名銜，絕不可能出現「採訪主任某某某報導」的字眼。既是如此，報社為什麼還堅持認為，主管的行政職稱會高於記者的本職呢？看來，重視官銜的這種陋習，非僅政府衙門，連報社都無法避免。
但坦白說，比起當年的競爭對手中國時報，聯合報系的確是個科層制度更嚴格的組織。我在聯合晚報時，從沒聽說什麼「薪水是個人隱私」、「同仁彼此間切勿打探對方薪水」這種事情。因為，聯合報系的人事升遷及薪資制度，就和公務體系幾無二致。同仁入職時以多少職等（如：三百元級、四百元級…）晉用，薪水就相應發給，每年年末，再按考績高低晉一至二小級，小級晉滿，就晉升大級，待遇也隨之連動。
所以，我在聯合晚報工作時，每位同仁月底領到的薪水單，都是可以大大方方的攤在桌上讓大家看，毫無祕密可言。
我們每月領到的新聞採訪獎金（獨家獎金），也是在組內會議時由組長頒發，真金白銀，數字透明。
早年很多人都說，聯合報系像是公家機關，在裡頭工作就像是爬梯子，一格一格的爬，沒到一定年資就站不上那樣的職務。而中國時報，就很像冒險家的樂園。因為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愛才，而且非常敢破格用人，在中時報系工作，如果獲得余紀忠先生賞識，有時會像搭了雲宵飛車般，很快就衝上高位。而每一位同仁的薪水，也各有高低不同。獲青睞的記者，有時待遇還可能高於組長。
中時和聯合報系的兩種用人制度，難說孰好孰壞。但如果才情甚高者待在聯合報系，不免常有懷才不遇之感。而務求穩重踏實的人，如果在中時報系工作，又不免覺得常常身處驚濤駭浪之中，難主浮沉。
作老在書中也承認聯合報系的的科層制度，的確阻礙了部分有才情的年輕人的發展，他自我檢討，這些出身自聯合報系，卻在其他媒體開枝散葉的好手，報館應該自我反省，為什麼留不住人才？
但作老當年的聯合報，升遷管道還是比現在更通暢的。以作老自身為例，他進報社時，只是派駐高雄的地方記者，但13年後，他已經是總編輯了。這樣的際遇，在現今的聯合報系，也難再出現。
作老執掌聯合報時，他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即大力提升了副刊的地位，這件事，對台灣的報業影響甚大。
過往，副刊有如「報屁股」，實屬可有可無，聊備一格的版面。但作老擔任聯合報總編輯時，即親邀詩人瘂弦擔任副刊主編。可是，當年瘂弦拿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入學許可，即將出國進修，要一年半後才能返國。為此，作老就真的虛位以待，等了他一年半。在瘂弦的經營下，聯副的可看度及精彩性大為提升。中時報系見狀，亦不讓聯副專美於前，請來了高信疆先生經營時報的人間副刊，在良性競爭下，兩大報的副刊百花齊放，精彩絕倫。
另外，為了支持年輕作家，讓他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寫作，作老還請同仁開名單，提供優秀的寫手每個月5000元的預支稿費，這些作者每月只要回報一篇文章即可。以當年在陽明醫院當當助教的小野來說，他的月薪只有4500元，有了這筆5000元的收入，從此不必兼差，就能專心創作。當時，包括吳念真、小野、丁亞明、季季、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蔣曉雲、三毛、蕭颯、蔣家語等人，都曾受恩澤，他們後來都成了名家。
這幾乎已經到了「養士」的程度了。
此外，作老還設立了專欄組，廣邀名家擔任評論作者撰寫文章，也經常舉辦座談會，把重量級學者專家的意見彙集成篇，在報端上以大篇幅方式披露，對時政發揮非常強大的影響力。當年，胡佛、楊國樞、呂亞力、袁頌西、李亦園、許倬雲、丘宏達、高希均、陳長文、金神保、孫震、沈君山都為聯合報系寫過文章。
身為總編輯和社長，作老禮賢下士，對於有才學之人非常尊敬，但另一方面，他還是具有記者的堅持，對於是非曲直，他不打折扣，也絕不鄉愿。
書中提到三個例子。
其一，他提到「江南案」的主角旅美作家劉宜良，曾在一篇文章中說「王惕吾，看準情勢，早向王昇靠攏，編輯工作人員，請王昇推薦。於是張作錦，坐直升飛機般，由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王慶麟（瘂弦） 副總編輯兼副刊主編。王的做法，非常高明。既然用王的人，王惕吾父子就不必操心總政治部、警總搗蛋了，從此安心賺錢。」
作老在書中駁斥，他自政大新聞系畢業前，就被學校分派到聯合報實習，畢業後被報館留用，根本無須王昇推薦。更何況，他在當兵時，副師長就是王惕吾，但他從未跟王惕吾提過此事。直至多年後，有一次跟王惕吾閒話，才提到自己曾在他麾下當兵，王惕吾還驚問：「怎麼你從來沒說過？」作老半開玩笑的說：「我若早說了，您要避嫌，我也要避嫌，我就當不成這個總編輯了！」
作老在書中說，「江南不幸遇刺，令人同情，但他為文的無中生有，毀人名節，那就是另一件事了。」這是書中罕見的強烈用字。
另一件事，作老在書中提到，聯合報協助在台大成立新聞研究所，出錢又出力，還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把代院長喻德基教授請回台灣擔任台大新研所首任所長。但沒想到，台大新研所甫成立，就有學界質疑，「台大是一個研究型的大學，不是職業訓練班，怎麼可以設立側重實務的新聞研究所？」更有人認為，聯合報要壟斷台大新研所，設所的目的是為了聯合報一家報紙培育人才。
作老說，台大新研所第一屆11位畢業生，只有3位到聯合報工作，後來也都轉業他去，聯合報系如何能壟斷台大新研所？
多年後，作老在書中提及此事，仍是難平。
1992年，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公開說，「假使台獨勢力威脅到未來統一，大陸將不惜中止經濟建設，將用任何方法來阻止，即使犧牲流血，前仆後繼，也在所不惜。」事後，國內各媒體也都轉述了李瑞環的說法。但李登輝總統卻不以為然，還透過國民黨文工會表示，「某某報社記者回來之後，寫了可怕的報導，恫嚇了我們的老百姓。事實上，那些人在大陸做了什麼事情，本人都非常了解。…事實上，李瑞環不是這麼說的。有人就是故意誤導當時整個氣氛，實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李登輝並未指名道姓說出「某某報社」是哪家媒體，但後來竟被若干媒體和某些團體指認李登輝所指對象是聯合報，並口徑一致的說聯合報是「中共的傳聲筒」，是「人民日報的台灣版」，又發起「退報救台灣」運動，要大家抵制聯合報，拒看聯合報，也呼籲廣告商不要在聯合報上刊登廣告。
作老在書中用了較大的篇幅來討論這件事，他提出：「李瑞環當時究竟是怎麼說的？聯合報報導的內容有沒有錯？」、「這則新聞應不應該登？」、「刊出這則新聞，能不能解釋為『恫嚇』老百姓？能不能引伸為『中共的傳聲筒』？」、「是不是退報就能救台灣？」
作老也提到，對於退報聯盟對聯合報的誣蔑和威脅，聯合報系委託律師向法提出告訴，本案一審判決聯合報勝訴，四名被告中，林山田被處有期徒刑5個月，李鎮源、楊啟壽、林逢慶各處拘役50日，但全案上訴二審時，卻被撤銷原判決，四名被告均改判無罪。
作老非常不服的批評二審判決文是「千古奇文」，並把判決理由書摘錄在書中。法院認為，本案自訴人是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但被批評的對象是聯合報，而聯合報只是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版品，兩者並非同等人格，故對出版品內容之評述，對於自述人的名譽及信用並無直接同等之妨害。
作老在書中以嚴詞批判：「天下不合理之事，何過於此？」、「儘管如此荒謬而悖理，但法院就是這樣認定了，法官就是這樣判決了。我們是一『法治』國家，你還能怎樣？」、「平民百姓不能怎樣，但事情一定會被記載下來，後人一定會知道，歷史一定會評斷。」
當然，這本書中精彩的地方還有很多，實非這篇文章所能道盡。
以我一個新聞後輩來看作老的這本書，當然有很多處頗有共鳴。但我更欽佩的是，作老是一個「上上下下，人前人後，為人為文，表裡如一」的人（引述黃年之語），他極度自謙，從不為自己歌功頌德，他撰寫本書，但書名副題只寫「生平回憶記事」，書末亦不附個人年表，因他認為，他只是一名新聞記者，怎能托大寫回憶錄？他在書中提到自己的部分極少，提到他人之處反而更多，正如作老自己在正文前的致謝篇所寫「朋友撐起這本書」。
記者在新聞現場時，總要讓自己抽離，成為第三者，才能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觀察採訪。記者在書寫自己時，又要如何讓自身抽離，如何能冷靜客觀的將自己經歷過的萬般往事道盡？老記者張作錦先生透過這本《姑念該生：新聞記者張作錦生平回憶記事》，作了最好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