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立達（本會理事）
1991年，台灣爆發獨台會案。當年，我才剛踏入新聞圈不久，當記者還不滿三年。菜鳥如我，卻遇到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對我來說，十足十是場震撼教育，也對於我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那件案子影響深遠，《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因此走入歷史，刑法100條內亂罪也因此修正，從此，「言論叛國」不再為罪，主張台獨的聲音一日高過一日，三十年後的今日，獨派的力量遠遠大於統派。統獨勢力的交錯，可以說是受到這件案子的影響。這一切，應該都是當初主張要嚴辦本案的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調查局在政治環境如此敏感的時刻，辦了這件案子，最終的結果，是讓督導本案的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憤而辭去副局長的職務。一年之後，高明輝從調查局退休。我聞訊，獲悉退休後的高明輝在某家民間公司擔任顧問，幾次前往拜訪，多次動之以情，終於獲得他的首肯，讓我為他寫了一本回憶錄。
1994年，也是我當記者的第六年，《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出版，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意義重大。
但當年這本書，只把調查局的故事紀錄到1993年為止，之後的三十年，其實仍是一片空白。這麼多年來，我的工作始終離不開新聞圈，我也常常幻想，或許有一天，再有個機緣，能讓我把調查局之後三十年的空白補上，想不到，機緣在2021年終於來到。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是個歡送即將卸任的調查局副局長林玲蘭的晚宴。一桌子的人，都是調查局現任或卸休的高級主管。我被叫到現場作陪，主要是因為林玲蘭當年是被我糾纏得非常厲害的一位採訪對象，在座也有不少以前採訪時結識的朋友，所以相談甚歡。
正當酒酣耳熱之際，自調查局研究委員會副主委職務退休的劉禮信突然脫口說 「阿達，你當年幫高副座寫的回憶錄裡，有錯誤啊！」隨後，他解釋了其中一段他親身參與的事件，並清楚點出我寫錯的地方。但我仍然微弱的抗辯：「不是我寫錯了，是高爺記錯了。你們辦案的過程，我又沒參與，當然是他怎麼說，我就怎麼記啊！」
我話鋒一轉：「不然，我也幫你寫一本回憶錄，如何？」
劉禮信不愧為老狐狸。他知道，在那種場合裡，他怎能當著大家的面點頭呢？我隨口一句，眾人看似毫不在意，一群人還是各自喝酒聊天，但誰知道有沒有人偷偷就把耳朵豎起來了呢？果然，他馬上顧左右而言他，把話題岔開。
但我在離席時，刻意遞了一張名片給他，也為日後的通聯，留下機會。果然，過了幾天，我就接到他的電話。他很慎重的問我，是不是真的想為他寫一本回憶錄？聽到我肯定的答覆後，他沈吟了一會兒，並說會再與我聯繫。
約莫又過了一個月，有一天，他約我到捷運新店大坪林站碰頭。他知道我開車，還先問了我的車牌號碼。
我把車停在捷運站附近，搖下車窗等候。過了一會兒，突然有一道人影閃過，一個頭戴鴨舌帽的男子迅速經過我的車窗旁邊，丟了一個大信封裝著的文件到駕駛座，還外帶一份香噴噴的雞排。我只聽到一句：「我猜你還沒吃飯…」就看著那道頭也不回的人影融入人群，不知所蹤。
這時，我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情報人員的生活。
回到家後，我把信封打開，原來是他工作四十年的手札。他事後說，在他確定我要幫他寫這本回憶錄後，他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把他工作時的手札全部謄寫到電腦裡，作成一份厚達三百多頁的文件。
這些手札，跟流水帳無異，而且，重要且敏感的秘辛全無紀錄。乍看之下，似乎乏善可陳，但若仔細蒐尋，還是能從中嗅出許多端倪。於是，我詳加閱讀，並勤作筆記，準備把資料全部瀏覽一遍之後，再跟他討教。
想不到，資料整理了三個月，工作上卻突然遇到變故，我的筆電和手機都「被失蹤」，相關的資料全部都無情的奪走。面臨此一困局，我一度氣餒得想要放棄。但冥冥之中，命運自有安排。2021年10月，我結束歐銻銻娛樂公司的事業，賦閒在家，也意外多了很多空閒的時間，就這樣，我重起爐灶，花了一年的時間跟劉禮信進行了多達32次的訪談，才在去（2022）年10月，完成這本書的初稿。
關於劉禮信這號人物，我當然是很熟悉的。他當過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社會文教組主任，社文組「工作」的對象就是媒體，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就跟媒體打起交道來。再加上他在社文組主任任內，辦了一個轟動全國的「職棒簽賭案」，我因為追新聞的關係，每天要與他週旋，自然對他更有印象。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叫他劉主任，這麼一叫就叫了二十來年，不管他後來升到什麼職位，我對他的稱謂始終改不了口，但他也毫不介意。
回憶起那段往事，我必須承認，劉主任真的是一位非常守口如瓶的情報人員，我自信自己挖新聞、套訊息的本事應該不差，但從他嘴裡，總是問不出任何一句他不想讓記者知道的事。他從不死板板的說：「無可奉告！」他會和記者不斷的閒話家常，但總是言不及義，一點重點也沒有。那種打哈哈的本領，我真的覺得全國各機關的發言人都該向他學學。
後來，調查局爆發最慘烈的內鬥。從局長升任法務部長的廖正豪私心自用，對於這麼重要的一個情治機關始終不肯放手。廖正豪先立了一個傀儡局長王榮周，以便繼續掌控調查局。後來，王榮周幹不下去，回任財政部，他又不肯讓已經幹了10年副局長的程泉真除。程泉動用身邊的力量，走安全局的路線，希望能得到層峰的青睞，而廖正豪這方人馬不干示弱，就在程泉即將真除前夕，突然透過國大代表賴勁麟（立委賴品妤的父親）大爆程泉的性騷擾風波，法務部隨即配合，打蛇隨棍上，馬上組成專案小組，遠赴法國調查這樁陳年舊案，調查報告最後還稱程泉「行為失檢、處置失當」，程泉也召開記者會，公開指摘廖正豪，雙方隔空交火，打得眾人目瞪口呆。
在這場風暴中，劉禮信身為調查局社文組主任，按理說，他應該要支持他的長官，也就是代理局長程泉。但另一方面，廖正豪是他的老長官，而且，廖在調查局長任內，對劉禮信的工作是頗為支持的。而且，廖正豪矚意接掌下任局長的人選劉展華，是劉禮信追隨多年的老長官，在這場內鬥中，劉禮信站哪一邊都不是，他就算表面上要維持中立，但從行為上分析，他只要沒以具體行動支持程泉，很自然而然就會被貼上「廖系人馬」的標籤。果然，在這場內鬥落幕後，他以台北市調查處各單位評比第一名的成績，卻在人事調整時，被「下放」到澎湖縣調查站這個邊陲地帶。他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
以上這段往事，其實就是我跑新聞生涯時與劉禮信有過交集的一段時光。他的更多點點滴滴，是到了為他寫這本回憶錄時，才一一發掘出來。
我才知道，原來，我以前一直以為他是個辦「犯防」案件的高手，但其實，他真正擅長的，是「偵防」案件。「犯防」，指的是一般的犯罪案件，如煙毒、經濟犯罪、貪瀆等；而「偵防」，指的是政治案件，如內亂、外患、妨害軍機，主要偵辦的對象，不是統派，就是獨派。
所以，當他透露，他曾經親手逮捕過施明德、訊問過呂秀蓮、解送過陳映真時，真是開了我的眼界。
這樣的經歷，也讓我好奇。西元2000年，政黨輪替，昔日的階下囚，如今不僅是座上賓，更貴為國家領導人，他要如何去效忠當年他視為叛國賊的對象？這種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惘，除了出現在國軍身上，對於情治單位的老人來說，應該多少也都會有些適應不良的問題吧？
我很直接的問了劉主任，也很期待聽到某些勁爆十足的答案。但他四平八穩的告訴我，他是公務員，必須服從長官的命令，誰是他長官，他就接受誰的指揮。
他的回答當然無法令我滿意。但我再怎麼逼問，他始終就是不肯說出他對藍綠兩黨的評價。但從言談間，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對於那些當年自詡為民主鬥士，上台後行事作風卻反其道而行的政客，心中還是非常不以為然的。
劉禮信是個辦案高手，但良駒也要遇伯樂。
他在調查局工作40年，幾度站在浪頭上，全都因為長官的識人之明，把他擺到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而他也不負所託，總是以士為知己者死的決心全力以赴，所以才能夠把許多不可能辦出來的大案漂亮偵破。這其中，最精彩的當屬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講稿外洩案了，這件案子之所以能夠突破，功勞絕對要記在劉禮信頭上。
從過往一年密集的相處和交談後，我也深刻的體認到，劉禮信具有絕大多數調查員的特質，也就是非常自負，甚至有時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他自稱他這樣的行事風格是「狂」，但狂也要有狂的本事，在工作上，劉禮信拿得出成績。他常說：「這個案子若沒有我，破不了！」的確，他多次在眾人束手無策下，另闢蹊徑，把一件死案辦成了。
但他的狂，也讓他遭致不少批評和攻擊。
他的幾次仕途不順，正是因為他得罪當道，讓長官覺得他的存在有如芒刺在背，因而流放離島，或貶至權力邊陲。但他即使在不得志時，仍然不懷憂喪志，還是拼命把冷灶燒熱，他到哪個單位，哪個單位就變熱門，這和他具有堅強的鬥志絕對有關。
他仕途最大的一次轉折，應該就是在調查局長葉盛茂局長之際。那時，劉禮信擔任聯絡室主任，剛協助完葉盛茂完成調查局組織法的全面翻修，葉盛茂擬把劉禮信派任為國際事務處的處長。如果此一命令真的發布，以劉禮信曾經駐外的工作經驗，加上他多次參加國際會議並與常與國際友軍密切交流的關係，應該可以把這個新創的一級單位帶領得炙手可熱。只可惜，他的人事命令送到法務部時，部長王清峰卻認為葉盛茂即將退休，不宜在此時調整局裡人事，而把整份人事案退回。等到新任局長吳瑛上任後，忌才的吳瑛怎麼可能重用劉禮信？他就把劉禮信下放到全局最冷門的第四處（兩岸情勢研析處）去坐冷板凳。
就是這樣的一大轉折，讓劉禮信錯過了更能發揮的時機。不然，以他的資歷，他當初若接掌國際事務處，之後應該很有機會接任主任祕書或副局長，若然，他和調查局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了。
所以，和劉禮信在回憶他過往的人生歲月時，他也不只一次感嘆。他一輩子投身調查局，自覺無悔；而回顧他的工作表現，他自認無愧；但對於仕途上的屢次波折，他不能說他無怨。他的怨，除了怨自己無法充分發揮長才外，對於調查局的昔與今，也有著難以言喻的怨。
的確，看著調查局過往的風光與不可一世，再看看現今調查局的積弱不振，不只是劉禮信，連我都不勝唏噓。
想當年，我剛跑調查局新聞時，調查局是一個多麼神祕的組織。局長的姓名幾乎不曾出現在媒體版面上，調查員提到局長，也都以「沈先生」、「阮先生」、「翁先生」帶過，沒人敢直呼名諱。到了吳東明時代，局長在大眾面前露臉的頻率變高，我們這群記者也都抓緊機會，只要一看到局長出現，馬上飛奔趨前採訪，即使他身邊之人是法務部長馬英九，我們一樣視而不見。但等到局長變成王榮周時，就算他落單，也不會有記者去堵他，沒人想報導他的新聞。爾後，調查局把自己愈做愈小，小到最後被刑事警察局上門搜索，這在以前的時代，根本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是時代的進步嗎？我不知道。
調查局神祕的面紗因為愈來愈法制化而被揭開了嗎？調查員情治色彩中的「情報」愈來愈淡，而「治安」的成份愈來愈濃了嗎？這樣的路線調整，真的符合時代需要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或許只能留給後世來解答。
但對我而言，能為劉禮信主任寫完這本《調查員揭密》，等於完成了多年的心願，我終於可以自豪的說，調查局從1994年後的空白，我補上了。
身為記者，我們每天在紀錄時事。今天的新聞，或許是明天的歷史，而這些成為歷史的斷簡殘篇，誰來把它們統整後成為一套有脈絡的述事呢？不一定要靠歷史學家，有時候，這工作還是得靠記者自己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