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立達(本會理事)

1991年,台灣爆發獨台會案。當年,我才剛踏入新聞圈不久,當記者還不滿三年。菜鳥如我,卻遇到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對我來說,十足十是場震撼教育,也對於我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那件案子影響深遠,《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因此走入歷史,刑法100條內亂罪也因此修正,從此,「言論叛國」不再為罪,主張台獨的聲音一日高過一日,三十年後的今日,獨派的力量遠遠大於統派。統獨勢力的交錯,可以說是受到這件案子的影響。這一切,應該都是當初主張要嚴辦本案的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調查局在政治環境如此敏感的時刻,辦了這件案子,最終的結果,是讓督導本案的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憤而辭去副局長的職務。一年之後,高明輝從調查局退休。我聞訊,獲悉退休後的高明輝在某家民間公司擔任顧問,幾次前往拜訪,多次動之以情,終於獲得他的首肯,讓我為他寫了一本回憶錄。

1994年,也是我當記者的第六年,《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出版,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意義重大。

但當年這本書,只把調查局的故事紀錄到1993年為止,之後的三十年,其實仍是一片空白。這麼多年來,我的工作始終離不開新聞圈,我也常常幻想,或許有一天,再有個機緣,能讓我把調查局之後三十年的空白補上,想不到,機緣在2021年終於來到。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是個歡送即將卸任的調查局副局長林玲蘭的晚宴。一桌子的人,都是調查局現任或卸休的高級主管。我被叫到現場作陪,主要是因為林玲蘭當年是被我糾纏得非常厲害的一位採訪對象,在座也有不少以前採訪時結識的朋友,所以相談甚歡。

正當酒酣耳熱之際,自調查局研究委員會副主委職務退休的劉禮信突然脫口說 「阿達,你當年幫高副座寫的回憶錄裡,有錯誤啊!」隨後,他解釋了其中一段他親身參與的事件,並清楚點出我寫錯的地方。但我仍然微弱的抗辯:「不是我寫錯了,是高爺記錯了。你們辦案的過程,我又沒參與,當然是他怎麼說,我就怎麼記啊!」

我話鋒一轉:「不然,我也幫你寫一本回憶錄,如何?」

劉禮信不愧為老狐狸。他知道,在那種場合裡,他怎能當著大家的面點頭呢?我隨口一句,眾人看似毫不在意,一群人還是各自喝酒聊天,但誰知道有沒有人偷偷就把耳朵豎起來了呢?果然,他馬上顧左右而言他,把話題岔開。

但我在離席時,刻意遞了一張名片給他,也為日後的通聯,留下機會。果然,過了幾天,我就接到他的電話。他很慎重的問我,是不是真的想為他寫一本回憶錄?聽到我肯定的答覆後,他沈吟了一會兒,並說會再與我聯繫。

約莫又過了一個月,有一天,他約我到捷運新店大坪林站碰頭。他知道我開車,還先問了我的車牌號碼。

我把車停在捷運站附近,搖下車窗等候。過了一會兒,突然有一道人影閃過,一個頭戴鴨舌帽的男子迅速經過我的車窗旁邊,丟了一個大信封裝著的文件到駕駛座,還外帶一份香噴噴的雞排。我只聽到一句:「我猜你還沒吃飯…」就看著那道頭也不回的人影融入人群,不知所蹤。

這時,我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情報人員的生活。

回到家後,我把信封打開,原來是他工作四十年的手札。他事後說,在他確定我要幫他寫這本回憶錄後,他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把他工作時的手札全部謄寫到電腦裡,作成一份厚達三百多頁的文件。

這些手札,跟流水帳無異,而且,重要且敏感的秘辛全無紀錄。乍看之下,似乎乏善可陳,但若仔細蒐尋,還是能從中嗅出許多端倪。於是,我詳加閱讀,並勤作筆記,準備把資料全部瀏覽一遍之後,再跟他討教。

想不到,資料整理了三個月,工作上卻突然遇到變故,我的筆電和手機都「被失蹤」,相關的資料全部都無情的奪走。面臨此一困局,我一度氣餒得想要放棄。但冥冥之中,命運自有安排。2021年10月,我結束歐銻銻娛樂公司的事業,賦閒在家,也意外多了很多空閒的時間,就這樣,我重起爐灶,花了一年的時間跟劉禮信進行了多達32次的訪談,才在去(2022)年10月,完成這本書的初稿。

關於劉禮信這號人物,我當然是很熟悉的。他當過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社會文教組主任,社文組「工作」的對象就是媒體,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就跟媒體打起交道來。再加上他在社文組主任任內,辦了一個轟動全國的「職棒簽賭案」,我因為追新聞的關係,每天要與他週旋,自然對他更有印象。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叫他劉主任,這麼一叫就叫了二十來年,不管他後來升到什麼職位,我對他的稱謂始終改不了口,但他也毫不介意。

回憶起那段往事,我必須承認,劉主任真的是一位非常守口如瓶的情報人員,我自信自己挖新聞、套訊息的本事應該不差,但從他嘴裡,總是問不出任何一句他不想讓記者知道的事。他從不死板板的說:「無可奉告!」他會和記者不斷的閒話家常,但總是言不及義,一點重點也沒有。那種打哈哈的本領,我真的覺得全國各機關的發言人都該向他學學。

後來,調查局爆發最慘烈的內鬥。從局長升任法務部長的廖正豪私心自用,對於這麼重要的一個情治機關始終不肯放手。廖正豪先立了一個傀儡局長王榮周,以便繼續掌控調查局。後來,王榮周幹不下去,回任財政部,他又不肯讓已經幹了10年副局長的程泉真除。程泉動用身邊的力量,走安全局的路線,希望能得到層峰的青睞,而廖正豪這方人馬不干示弱,就在程泉即將真除前夕,突然透過國大代表賴勁麟(立委賴品妤的父親)大爆程泉的性騷擾風波,法務部隨即配合,打蛇隨棍上,馬上組成專案小組,遠赴法國調查這樁陳年舊案,調查報告最後還稱程泉「行為失檢、處置失當」,程泉也召開記者會,公開指摘廖正豪,雙方隔空交火,打得眾人目瞪口呆。

在這場風暴中,劉禮信身為調查局社文組主任,按理說,他應該要支持他的長官,也就是代理局長程泉。但另一方面,廖正豪是他的老長官,而且,廖在調查局長任內,對劉禮信的工作是頗為支持的。而且,廖正豪矚意接掌下任局長的人選劉展華,是劉禮信追隨多年的老長官,在這場內鬥中,劉禮信站哪一邊都不是,他就算表面上要維持中立,但從行為上分析,他只要沒以具體行動支持程泉,很自然而然就會被貼上「廖系人馬」的標籤。果然,在這場內鬥落幕後,他以台北市調查處各單位評比第一名的成績,卻在人事調整時,被「下放」到澎湖縣調查站這個邊陲地帶。他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

以上這段往事,其實就是我跑新聞生涯時與劉禮信有過交集的一段時光。他的更多點點滴滴,是到了為他寫這本回憶錄時,才一一發掘出來。

我才知道,原來,我以前一直以為他是個辦「犯防」案件的高手,但其實,他真正擅長的,是「偵防」案件。「犯防」,指的是一般的犯罪案件,如煙毒、經濟犯罪、貪瀆等;而「偵防」,指的是政治案件,如內亂、外患、妨害軍機,主要偵辦的對象,不是統派,就是獨派。

所以,當他透露,他曾經親手逮捕過施明德、訊問過呂秀蓮、解送過陳映真時,真是開了我的眼界。

這樣的經歷,也讓我好奇。西元2000年,政黨輪替,昔日的階下囚,如今不僅是座上賓,更貴為國家領導人,他要如何去效忠當年他視為叛國賊的對象?這種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惘,除了出現在國軍身上,對於情治單位的老人來說,應該多少也都會有些適應不良的問題吧?

我很直接的問了劉主任,也很期待聽到某些勁爆十足的答案。但他四平八穩的告訴我,他是公務員,必須服從長官的命令,誰是他長官,他就接受誰的指揮。

他的回答當然無法令我滿意。但我再怎麼逼問,他始終就是不肯說出他對藍綠兩黨的評價。但從言談間,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對於那些當年自詡為民主鬥士,上台後行事作風卻反其道而行的政客,心中還是非常不以為然的。

劉禮信是個辦案高手,但良駒也要遇伯樂。

他在調查局工作40年,幾度站在浪頭上,全都因為長官的識人之明,把他擺到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而他也不負所託,總是以士為知己者死的決心全力以赴,所以才能夠把許多不可能辦出來的大案漂亮偵破。這其中,最精彩的當屬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講稿外洩案了,這件案子之所以能夠突破,功勞絕對要記在劉禮信頭上。

從過往一年密集的相處和交談後,我也深刻的體認到,劉禮信具有絕大多數調查員的特質,也就是非常自負,甚至有時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他自稱他這樣的行事風格是「狂」,但狂也要有狂的本事,在工作上,劉禮信拿得出成績。他常說:「這個案子若沒有我,破不了!」的確,他多次在眾人束手無策下,另闢蹊徑,把一件死案辦成了。

但他的狂,也讓他遭致不少批評和攻擊。

他的幾次仕途不順,正是因為他得罪當道,讓長官覺得他的存在有如芒刺在背,因而流放離島,或貶至權力邊陲。但他即使在不得志時,仍然不懷憂喪志,還是拼命把冷灶燒熱,他到哪個單位,哪個單位就變熱門,這和他具有堅強的鬥志絕對有關。

他仕途最大的一次轉折,應該就是在調查局長葉盛茂局長之際。那時,劉禮信擔任聯絡室主任,剛協助完葉盛茂完成調查局組織法的全面翻修,葉盛茂擬把劉禮信派任為國際事務處的處長。如果此一命令真的發布,以劉禮信曾經駐外的工作經驗,加上他多次參加國際會議並與常與國際友軍密切交流的關係,應該可以把這個新創的一級單位帶領得炙手可熱。只可惜,他的人事命令送到法務部時,部長王清峰卻認為葉盛茂即將退休,不宜在此時調整局裡人事,而把整份人事案退回。等到新任局長吳瑛上任後,忌才的吳瑛怎麼可能重用劉禮信?他就把劉禮信下放到全局最冷門的第四處(兩岸情勢研析處)去坐冷板凳。

就是這樣的一大轉折,讓劉禮信錯過了更能發揮的時機。不然,以他的資歷,他當初若接掌國際事務處,之後應該很有機會接任主任祕書或副局長,若然,他和調查局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了。

所以,和劉禮信在回憶他過往的人生歲月時,他也不只一次感嘆。他一輩子投身調查局,自覺無悔;而回顧他的工作表現,他自認無愧;但對於仕途上的屢次波折,他不能說他無怨。他的怨,除了怨自己無法充分發揮長才外,對於調查局的昔與今,也有著難以言喻的怨。

的確,看著調查局過往的風光與不可一世,再看看現今調查局的積弱不振,不只是劉禮信,連我都不勝唏噓。

想當年,我剛跑調查局新聞時,調查局是一個多麼神祕的組織。局長的姓名幾乎不曾出現在媒體版面上,調查員提到局長,也都以「沈先生」、「阮先生」、「翁先生」帶過,沒人敢直呼名諱。到了吳東明時代,局長在大眾面前露臉的頻率變高,我們這群記者也都抓緊機會,只要一看到局長出現,馬上飛奔趨前採訪,即使他身邊之人是法務部長馬英九,我們一樣視而不見。但等到局長變成王榮周時,就算他落單,也不會有記者去堵他,沒人想報導他的新聞。爾後,調查局把自己愈做愈小,小到最後被刑事警察局上門搜索,這在以前的時代,根本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是時代的進步嗎?我不知道。

調查局神祕的面紗因為愈來愈法制化而被揭開了嗎?調查員情治色彩中的「情報」愈來愈淡,而「治安」的成份愈來愈濃了嗎?這樣的路線調整,真的符合時代需要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或許只能留給後世來解答。

但對我而言,能為劉禮信主任寫完這本《調查員揭密》,等於完成了多年的心願,我終於可以自豪的說,調查局從1994年後的空白,我補上了。

身為記者,我們每天在紀錄時事。今天的新聞,或許是明天的歷史,而這些成為歷史的斷簡殘篇,誰來把它們統整後成為一套有脈絡的述事呢?不一定要靠歷史學家,有時候,這工作還是得靠記者自己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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