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永沛（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99年前，魯迅作了一場演講，他後來起了一個名字，叫《娜拉走後怎樣》，後來收入他的雜文集《墳》。[演講全文請見：這裡]
娜拉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社會劇」《娜拉》中的人物，說的是娜拉不滿足於成為丈夫的傀儡、家庭的囚徒，所以要離家出走，尋她的自由去。魯迅提出的問題是，走是走了，但娜拉走後怎樣？
「正人君子」們預判，娜拉「走後」是不可能成什麼大氣的，無非或者走投無路，墮入青樓為妓；或者還得「回來」，不信你就看著吧。這是可能的，當然。魯迅要問的是，為什麼會這樣？要避免這兩者，「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裡要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魯迅的一生，都在轉彎抹角「直白地說」，所以通常討人嫌。娜拉的問題，核心在於經濟權，說得高雅些，是「經濟」問題，說得直白些，就是「錢」的問題。娜拉從家庭出走，前提之一是要有錢。如果娜拉有錢，就可以不走回頭路，「世界這麼大，我要到外面去看看」。如果娜拉沒有錢，則遲早會遇到末路。
所以，娜拉的問題不在於「走」還是「不走」，而在於有沒有錢。沒有錢，在家裡在社會上沒有一個支點，就不可能獨立，就不可能有走或者不走的「自由」。蹣跚幾步，嚷嚷幾聲，也很快會敗下陣來。
再說，對於苦難中的人來說，就是要先活下來，再談理想和風月。遠水解不了近渴，先把燃眉之急解了，再扯那些「沒用的」。魯迅是受過沒錢的屈辱的，家道中落，父親病重，窮到須典當「衣服或首飾」才能給父親買藥的程度。這在他為《吶喊》所作的「自序」中透出緩慢、哀傷而無助的感覺：
-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這貧困的滋味，一定給魯迅造成了內傷，使他感到：沒有錢，則既不可「苟活」，也不能「苟安」。貧窮造就依附，依附則無自由，不管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所以，魯迅應該是個潛心「理財」的高手，自「從文」後，應該就很少窮過。他的收入來源，應該主要不是來自他的正式工作報酬，而是主要來自他寫作的稿酬。「工作單位」對於他來說，是個可以隨時離開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憑一支筆養活自己和一家人。在北京不想呆了，去廈門；在廈門不爽了，去廣州；廣州體驗得差不多了，去上海。他是「走了又走」，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背後的支撐力量，最重要的一點，是錢。反之，如果他要靠「單位」的五斗米為生，則他的脊梁不會這麼硬，罵起人來，也不會那麼「刻薄」而毫不留情。或者，乾脆就不罵了吧，「嗯哈噢哦」顯得情商更高。
很多人拿魯迅沒有辦法，因為他是知行合一的。他說的，就是他想的，就是他做的。這底氣，就來自於魯迅的「經濟建設」搞得好。對於娜拉們，首要的就是要爭取經濟權，獲得經濟的獨立，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在社會上，都一樣。如果談起「世界大同」，那簡直是救世主，可一旦別人要求分享經濟權就不幹了，這就是偽善。
但如果魯迅只談錢的問題，那他就不是魯迅。他談的，其實是社會問題。錢，是財產，是權利，是自由的一種度量。好的錢（貨幣）和好的法律制度，是相生的。不自由的根源，是窮；窮的根源，也可能是不自由；這二者，也是相生的。不自由和窮是兄弟，是姐妹。
娜拉可以指代一切弱者、弱勢者。抽象出來，娜拉就是某個你，或者某個我。魯迅常常身居風暴的中央，但他的心態卻是邊緣的，代表弱小一方的，代表反對一方的。他總是「違和」的，他總是反贊美的，反主流的。在任何時代，唱廉價贊歌的人都太多了。而建設性反思、批評的聲音，或者能夠被說出來的太少，或者能夠被聽到的太少。
錢的問題解決了，享有了「經濟方面的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看來這問題沒有簡單的方案，但畢竟是不用「餓著靜候理想的到來」，可以「殘喘」著一面呼吸，一面想別的辦法。
但如果娜拉不是一般人，有「屬於自己的」更遠大的理想，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則另當別論。「我們無權去勸誘別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魯迅似乎是在善意地提醒娜拉，不要成為「看客」的犧牲。在中國，抗爭常常以慘烈收場，即使移動一張桌子，也不可能不流血，更何況改革、改良或者改變。即便猛如魯迅般的戰士，也不得不作如下感嘆：
-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魯迅講完後，說了一句「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但對讀者來說，一切則才剛剛開始。不用故作姿態地「掩卷沈思」，我們也知道，魯迅說的是常識，只不過我們愛跟常識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