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立達(本會理事）
我在第一線跑了12年的新聞，採訪過不少對象；後來做廣播節目，5年時間也訪問過很多人。我常覺得，採訪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可以與不同背景、性格的人打交道。從每次訪問時間或長或短的交談中，想辦法去了解這個人，去挖掘出我們想要知道的內幕。教科書上從來沒教我們怎麼去採訪一個人，但我以為，身為一個還夠格的記者，基本上一定要具有兩個面向的能力，一是懂得傾聽，有同理心，有溫度，能讓對方卸下心防，自主的把心底深處最隱密的故事揭露出來；另一面，要有像屠龍寶刀一樣銳利的鋒芒，能夠砍劈最厚重的盔甲，擊破對方最堅實的壁壘，逼得對方不得不面對自己，俯首說出實話。
就像是電影《請問總統先生》（Frost/Nixon, 2008），英國籍的電視主持人，大衛・帕拉丁・弗羅斯特爵士（David Paradine Frost）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下台三年後訪問他，在歷經長達三天的訪問，到了終點前，他終於突破尼克森的心防，讓他面對鏡頭，對全國觀眾道歉。尼克森說：「我欺騙了我的朋友們，欺騙了我的國家，欺騙了我們的政府制度，以及那些想要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的年輕人的夢想……我讓美國人民失望，我辜負了美國人民，並將此生都背負著這個罪孽。」
我相信，這絕對是一個記者最大的成就。因為，他成功的征服並輾壓了巨人，讓難以撼動的歌利亞在他面前倒下。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記者。
回顧自己的採訪生涯中，令我很自豪的一段歷史，是在跑「華隆案」的那個年代，大概是民國79~80年左右，承辦本案的台北地檢署（當年叫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許阿桂，號稱雷打不動、鐵打不穿，誰都沒辦法從她口中問出半點消息，另一個難纏的對手是華隆翁家的掌門人翁大銘，他自帶氣場，記者看到他都會主動退後半步，遑論採訪。
但那段時間，我每天窩在許阿桂身邊。她坐在辦公桌前，板著一張臉寫公文，我就蹲在她身旁，默默的看她辦公。她轟不走我，只好裝作視而不見。我蹲到腳麻，偶而起身活動一下筋骨，又繼續蹲下去。就這麼連續蹲了好幾天，終於有一天，她開口問我：「XX字怎麼寫？」原來，她碰到不會寫的字了。
我拿起筆，寫給她看。她瞄了一眼，不說話，只點點頭。
但這一點頭，就像是水壩有了縫隙，從此，就有了突破點。在其他記者環繞時，許阿桂依舊閉口不言，但如果記者散去，只剩我一人時，她會開口跟我聊些無關緊要的生活瑣事，慢慢的，我就走進她的內心深處。
寫許阿桂，我最得意的一段，是寫到她自述，她跟翁大銘開了一天庭，開到筋疲力盡，下班後，她走到地檢處附近的公車站牌等公車，突然一輛敞蓬跑車駛到她身旁，開車的人是翁大銘。翁大銘用著戲謔的口吻問她：「檢察官，要不要我載妳一程？」
這段新聞見報後，很多同業都很眼紅，他們逼問我：「許阿桂怎麼可能跟你說這些？」的確，這些內容與偵查進度無關，但，最貼近人性。
我也記得，在同一段時間，翁大銘被傳到地檢處應訊時，他在偵查庭外等候。他隻身坐在椅子上，記者們圍在身邊，但沒人敢靠近。我算初生之犢，就大剌剌的一屁股坐在他身旁。我有一搭沒一搭的問他一堆問題，他當然懶得理我，但我仍不死心，繼續逼問。
他掏出大衛杜夫洋菸，悠悠哉哉的抽起來（當年還沒有菸害防制法）。他看我在旁邊死賴著不走，就把菸盒遞給我，我也毫不客氣的取出一根菸，陪他一起吞雲吐霧。
這場看似毫無所獲的採訪，在他進入偵查庭後，我還是寫了一篇報導，描述他在庭外等候的場景。我特別寫道，翁大銘的神情看似悠閒，但他在30分鐘內抽掉6根菸…，後來，這段文字被我們總編輯特別拿出來說嘴，稱讚我寫得好，短短兩句，就把翁大銘的外弛內張刻畫入骨。
至於後來我突破重圍，獨家深入中山北路、長春路口的華隆總部，在頂樓翁德銘的辦公室採訪他三個小時，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採訪的成就來自於征服，愈困難的挑戰，征服起來愈有成就感。但我覺得，採訪是種特殊的技巧，很難教，也學不來，都要靠自己經年累月的磨練，才能慢慢悟出一些心得。寫作呢？寫作也是一種技巧，雖然坊間有教科書可查，但說真的，要寫出一篇動人的報導，還是要靠磨練，要不斷的寫，才能把自己的筆尖磨利，寫出常帶感情的文章。
這種人物採訪稿，不一定真的問出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而是讓受訪者面對他的內心，讓他說出最撼動人心的隻字片語，這種常帶感情的文章，才最為動人，值得一讀再讀。
在我的新聞同業中，我認為，寫人物寫得最好的一個人，就是李桐豪。他的人物訪談專欄，就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文章。
最近，入手了李桐豪的作品《子彈與玫瑰：十年訪談，三十場對話，十萬個為什麼》，我花了兩個深夜細細讀完，書頁裡用螢光筆畫滿了一道又一道的線條，真覺得他的文章句句精彩，句句動人。這本書，是把李桐豪過去十年在壹週刊、鏡週刊人物組所完成的報導集結而成的作品。所以，如果錯過了之前的週刊，不打緊，看這本書就能把缺漏都補回來。
壹週刊和鏡週刊的人物專欄，是我最喜歡看的文章。之前，我某位朋友接受鏡週刊訪問，他事後回憶，為了一篇文章，週刊出動了文字、攝影記者，連訪了三天。他說，他常接受媒體專訪，但沒有一家媒體像鏡週刊這樣，耗用如此多的資源來訪他。據說，鏡週刊的人物組記者，每個人每個月只要採訪一個對象即可。用一個月的時間來採訪、來打磨筆下的受訪人物，文字的精練度可想而知。而李桐豪又是壹週刊／鏡週刊人物組中的佼佼者，他這本《子彈與玫瑰》自然是所有學新聞的同業們不該錯過的好書。
他在書中的前言自述：「一場像樣的訪問，記者必得是帶著子彈與玫瑰赴會，要不使其懺情，要不套出口供。」、「採訪不怕冒犯人，不怕得罪人，聽錄音檔的時候選擇素材也不先預設立場，願意好好理解一個人，不是非黑即白一刀砍劈下去，願意細心觀察那人心曲曲折折的幽微之處，寫出人性的五十度灰，那樣的文字稿。」
這樣的體會，大概只有跑過新聞的記者同業們才能心有戚戚焉。
《子彈與玫瑰》一共收錄了李桐豪30篇的人物稿。受訪對象分為藝人、文人和政治人物，包括了：豬哥亮、加藤鷹、李安、侯孝賢、林懷民、夏華達、朱延平、蔡琴、陸小芬、博恩、文夏、蔣勳、李昂、廖亦武、白先勇、李幼鸚鵡鵪鶉、張曼娟、黃春明、朱天文、朱天心、黃山料、林夕、連勝文、洪秀柱、宋楚瑜、彭明敏、賴清德、呂秀蓮、陳建仁、王金平、蔡英文、李登輝。篇篇精彩，都值得一讀。
這些人物，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是聞所未聞，但不管熟悉或陌生，透過文字，這些人物在我面前都變得鮮活。
他寫京劇演員夏華達的衣箱：「那個衣箱打開有嗆人的樟腦丸氣味，一襲華美的金絲孔雀裘攤開來，紛紛落下都是時光的塵埃。」多美的文字。
他寫朱延平：「投影機的光芒穿透了他，打在銀幕上，大導演臉上忽明忽暗，自己的影像疊在電影畫面裡，如此，電影導演和他的影片合而為一，他也變成了影中人了。」
他寫蔡琴：「單純的人相信歌詞裡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的，得先感動了自己，唱出來的歌才能感動他人。她不聲嘶力竭、不激情，低沉而溫柔的中低音，是過盡千帆的風平浪靜，那是情感海嘯已過，但波浪還在，故而能在午夜夢迴給聽歌的人安慰。」、「唱歌是同理和共感他人的情緒，情歌裡的女王說自己只是這些歌的僕人，她無法把這些歌占為己有。」、「一個人要自由得起，他就要孤單得起。什麼叫做孤單？什麼叫寂寞呢？寂寞是自己造成的，但孤單是可以去享受的。」
他寫陸小芬：「那笑咪咪的一張臉，幾近素顏，容光煥發，不是老，也不是不老，而是不眷戀過去，不恐懼未來，坦然面對現狀的自然與自在，所謂本來面目。」
他寫廖亦武跟國家的對抗：「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
他寫老作家黃春明：「小說家黃春明善寫老人，寫著寫著，忽然就活得比他小說中的任何一個老人還要老。」多特殊的觀察。
黃春明這篇，讓我最為撼動。或者說，是被突襲。
我看到李桐豪寫著，他訪問黃春明，黃春明談到他的二兒子黃國峻在32歲那年自殺的事，「小說家已非面對訪問，而是困在自己的回憶中不肯離去。」在氣氛低迷時，寶貝金孫回來了，於是，小說家又像是全身通了電，黯淡的房間因此有了光芒。
翻開下一頁，印入眼廉的是黃春明的短詩〈但是已經很完美了〉：
「我的心曾經失去一塊肉，你卻來給我補上，雖然在傷口還留有痕跡，但是已經很完美了。」
猝不及防，我眼淚奪眶而出。
讀書的時候，最怕遇到這種事：翻開下一頁，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一串文字襲來，映入眼簾，直接狠狠的打中心臟。那種劇烈的疼痛，會讓你的淚水完全抑留不住的噴出，你只好把書擱下，發呆，任淚水淌流。好久好久之後，失神的你終於回過神來，默默的擦掉滿臉的淚水，收拾心情，拿起書本，再小心翼翼的往下讀去。
文字，就有這種魔力，能讓人笑，讓人哭，讓人不由自主。
不過，李桐豪這30篇訪談錄，也不是篇篇都讓人落淚，若論哪部分的篇章最為「乏味」？我覺得是本書的第三部分，即政治人物的訪問。
說「乏味」，不是說李桐豪寫得不好，而是因為受訪的政治人物實在太無趣了。
我猜想，這些政治人物都已歷經大風大浪，他們面對過無數訪問，早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任何槍砲彈藥或溫情攻勢都打不穿。他們之所以願意接受媒體訪問，通常都已先抱持著特殊目的，多半都是為了想要透過記者的一枝筆，傳達他們的理念或想法。所以，在已然存有目的的前提下，這種訪問怎麼可能訪出扣人心絃的對話？但這類的訪問也非無用，至少，這些政治人物的理念還是值得一讀的，他們以第一手的現身說法來講述自己的從政心得與經驗，總比外人胡亂猜想要來得貼切，所以，閱讀這部分的訪問稿，比較像是學習、探求，而不是那麼情緒滿滿。
除了訪問政治人物，李桐豪訪問的藝人、文人，每個人都活靈活現，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篇篇精彩。不過，縱然李桐豪是位人物專訪的高手，他也不是每次出手都能夠成功拿下受訪者，在他動人文句中的字裡行間，也不是沒有看到訪問時的挫折。
例如，在採訪加藤鷹時，他誠實寫出被受訪對象怒罵的難堪。
他寫道：「加藤鷹臉色一沉：『你是怎麼一回事呢？為什麼你對別人的隱私這麼有興趣呢？問了好幾天一直問一直問。』」
李桐豪寫道：「他在實話裡脫光自己，雙手卻緊緊遮掩心事。」、「他雙腿張得很開很開，下體結實纍纍好大一包，五十六歲的歐吉桑是故意的，他不談隱私，他自豪的，願意讓我們看到的，也只有這一包了。」
最後一篇〈一場未完成的訪問〉，他寫文夏，一位台語歌的老藝人。
這篇文章，滿滿挫折。因為，他訪問文夏時，「每個問題皆以無情的句點扣殺。」文夏對他的問題皆三緘其口，「你要問什麼，趕緊問啦，很多事情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政治，我不要講，私人的事情我也不想講，我又不認識你，我的祕密共你講欲創啥？」攝影記者要拍照，他差點翻臉：「我就是無愛翕相，已經共你講好矣。我的相片我有版權，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拿我的相片去別間雜誌亂用。我不知道你的目標啦，我要回答什麼？我的代誌就按呢爾爾。我無必要逐項啥物攏共你講啊，我無彼个義務。」
於是，李桐豪「就訕訕地離開咖啡館走到捷運站，臉頰熱熱的，像是挨了耳光。」、「那遭遇太難堪，巴不得將此事從記憶中抹去，那挫敗變成心理障礙，此後無事不登大橋頭。」
這樣的受訪者真是記者最大的災難。
看到李桐豪寫文夏，馬上讓我回想起當年跟許阿桂、翁大銘交手的片段。
遇到這種擁有鋼鐵般意志的受訪者時，記者該怎麼辦？
多年後，李桐豪翻開電腦檔案，他發現當年訪問文夏時留下兩個錄音檔。一個，是他訪問受挫的那份檔案，另一個，是訪問結束，他們本來要起身離開，但發現突然下雨，於是又坐下來聊天的錄音檔。而這段不設防、無預期的天南地北亂聊，卻紀錄了文夏的真性情。聊天最後，兩人相約，待文夏從日本回來之後，記者再打電話約訪他。
錄音檔中，文夏說，「好啊。」但李桐豪卻失約了。
書末，李桐豪寫下這一段：「原來記憶愁雲慘霧，是當天真正下了雨，聽著檔案中淅瀝瀝的雨聲，竟然有一種泫然欲泣的酸楚，歐吉桑並未拒絕我，但始終沒有給他打電話，我到底是辜負了他。」
原來，比起拒訪，比起碰釘子，因為已身疏忽而造成的失約、錯身而過，這才是記者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