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立達
推理小說是日系文學作品中非常興盛的一類，產量很大，優秀的作家也多。舉凡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連城三紀彥、橫山秀夫、橫溝正史、東野圭吾、宮部美幸、湊佳苗、藥丸岳…等等，數都數不完。推理小說也是我很喜歡閱讀的類型之一，所以一直以來都有密切接觸，前述這幾位作者的作品我也都看過。但我雖然大量閱讀了這麼多日系推理小說，竟然還是有漏網之魚，而且是漏了一尾大魚。
最近，透過家姊的介紹，得知有一位優秀的日系推理小說作者中山七里，據說此人不但聞名已久，而且產量驚人，且幾乎每部作品皆為佳作。一聽之後，才發現失之交臂多年，於是努力收集坊間已出版的中文譯作，拼命啃食，閱後果然頗有所獲，也恨自己為何錯失他的作品如此多年。
今天，就介紹中山七里的兩部作品《泰米斯之劍》、《死亡醫生的遺產》。
泰米斯是英文Themis的譯名，中文譯法有時也作泰美斯、忒彌斯。泰米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正義女神，在西方很多法院大樓前都可見到她的塑像。泰米斯的形像不一，有的矇眼，有的則否。矇眼，代表她只傾聽，而不先入為主或以貌取人；她一手持秤，一手持劍。持秤，代表公平，持劍，代表實現正義。有些地方的泰米斯塑像，持秤之手高舉，持劍之手低垂，有些地方則反之。不同形像的泰米斯，某種程度也反映出形塑她的人，心中對於公平與正義的想望程度。
中山七里的小說《泰米斯之劍》，討論的主題是冤案。
冤案形成的原因很多，在《泰米斯之劍》這本書裡，提到一件滅門血案，警方很快就逮捕到其中一名嫌犯，而因為「隧道視野」效應的影響，警方愈執著的認為被捕的嫌犯就是真凶，就愈往對他不利的方向偵查。除了疲勞偵訊之外，刑求、恫嚇、誘騙各種方式都用上，兩名刑警分別扮演黑、白臉，拼命的想方設法要取得嫌犯的自白。最後，年輕的刑警還哄騙嫌犯，只要先承認犯罪，就可以脫離漫無止境的偵訊。嫌犯輕信白臉刑警的說詞，寫下了自白書，卻也斷送了自己的生機。本案在檢察官起訴後，公設辯護人在法庭上亦僅行禮如儀，根本沒發揮為被告實質辯護的功能。在此情形之下，嫌犯歷審都被判處死刑。而在等候執行的過程中，嫌犯不堪身心折磨，選擇在獄中自盡身亡。
幾年之後，年輕的刑警在追查另一起命案時發現，本案的兇嫌才是當年那件滅門血案的真兇。此時，年輕的刑警天人交戰。他要不要為當年的錯誤翻案？還是將錯就錯，假裝不知道當年抓錯人了？
刑警的正義感讓他不得不面對自己的錯誤。但是，他想翻案，整個警察組織卻都反對。因為，倘若他公開承認當年抓錯人了，就代表警察系統出了大問題，一旦究責，會有一堆高官連坐而受到處分，當集體的利益大過個人利益時，年輕刑警的自覺卻讓他成為最不合群的異類，而從此受到組織的排擠、打壓。
當他終於戰勝組織，揭發了真相之後，果然一群長官、同事都受到處分，而他卻被形塑為正義的化身，反而受到表揚。年輕刑警自認，冤獄之所以發生、無辜之人之所以在獄中尋死，都是肇因於他，他才是罪孽深重之人，他尋求翻案，本意是為了贖罪，沒想到卻因此讓一群長官同事受罰，而他卻脫離風暴毫髮無傷。他自己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但更痛苦的是，從此在警察體系中他成為了一頭孤狼，無人為伴。
當然，一部推理小說，書中必須有推理、轉折的故事情節作為主軸，本書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是我所想要討論的重點。我想說的是，中山七里這位推理小說作家，他與其他作者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的寫作非常具有企圖心。他有很多觀念、想法，都想藉著推理故事的包裝，把他的理念夾帶到書裡，讓讀者除了閱讀推理故事之外，更有思考相關嚴肅議題的空間。
以這本《泰米斯之劍》為例，冤罪的主題就是非常值得我們在放下書本之後，仔細探索的議題。
其實，在此之前，我也看過很多討論冤罪形成的專業書籍，但像本書一樣，能把各種成因變成故事情節，又把冤案之所以不容易澄清的組織控制力量如此具體呈現，坦白說，並不容易，這也是我覺得中山七里較其他作者更令人欣賞的原因之一。
中山七里的另一部小說《死亡醫生的遺產》，也很有意思。
這本小說探討的主題是「安樂死」。作者想要問的是，人，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何時死亡、如何死亡？當一個病人已經到了病痛纏身，生不如死的地步時，他有沒有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讓自己解脫的權利？
所謂的安樂死，其實又分成「主動／積極」的安樂死，以及「被動／消極」的安樂死。舉例來說，在荷蘭等某些國家裡，病人經過一定嚴謹的程序後，被判定已罹患不可治癒的疾病，並且處於不能減輕及不能忍受的痛苦時，就允許醫生為病患實施安樂死。
但這種由醫生介入的「主動／積極」的安樂死行為，又分成由醫生為病患施打針劑，或由醫生開立口服藥，由病患自行服用（最終程序醫生不介入）等兩種不同程度。
臨終程序醫生介不介入，其實也都涉及國家立法政策。若認為醫生不能殺人是項鐵律，那麼醫生在協助安樂死行為的最大限度，就只到為病患準備藥物為止，最後一步仍然必須由病人自己動手。但坦白說，醫生為病人施打針劑，與為病人準備口服藥品，兩者之間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我倒不認為。說穿了，堅持醫生最後一步不能介入，是不是只是一種偽善呢？
而有些國家的立法政策無法接受主動／積極的安樂死，他們最多只能接受「被動／消極」的安樂死，亦即依照病人的志願，對不可治癒的病人僅採取安寧緩和醫療程序，不再作積極的治療，病人臨終時，也依照病人的願望，不實施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程序。這種安樂死政策，並不會提早結束病人的生命，說得殘酷點，只是在病人臨終時袖手旁觀，任其死亡。再說得更殘酷點，採取這種政策的國家，立法的著眼點究竟是為了病患？還是為了避免無謂的浪費龐大的醫療資源或減少健保開銷？
台灣目前即是採用「被動／消極」安樂死的國家。所以，台灣各大醫院設有安寧病房，但不允許醫生協助病患早日解脫。在此政策之下，傅達仁就因為受不了病痛之苦，只好遠赴國外尋求積極安樂死。
國家政策允不允許安樂死，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值得辯論的議題。在我個人看法，我是支持國家允許主動／積極安樂死的。只是，要如何解決醫生「救人而不殺人」的命題，這又是另一個難題。
但就算允許主動／積極安樂死的國家，也不是漫無限制的同意任何人都可以藉由醫療體系的介入，而隨時結束自己的生命。不想活的人，可以選擇自殺，但無病無痛之人是不能選擇安樂死的。就算在立法承認安樂死的國家，醫生如果為非臨終病人實施安樂死，都仍然會涉及刑責。
日本和台灣一樣，國家政策都不允許出現主動／積極安樂死，所以，一旦有人（不管是不是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都會被論以刑法殺人罪或加工自殺罪。但撇開法理不論，光從人情意理來說，如果病患和病患家屬都希望透過醫生的協助，而為病人解脫，而且在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之後，他獲得的不是仇怨，而是感激，在這種等於是看不到被害人的案例中，實施安樂死的醫生被論以刑責，到底適不適當？
醫生有能力為不可治癒的病患尋求解脫而不為，卻眼睜睜的看著病患痛苦而死，這是仁慈？還是殘忍？
在《死亡醫生的遺產》這本書中，主角是一位刑警，他也明白實施安樂死的醫生是受病患和家屬所託，並非濫殺無辜，但他認為，日本既然不承認安樂死，那麼，醫生介入並提早結束病患生命的行為就是犯罪，身為刑警，他有責任逮捕犯罪之人，至於法律的制定合不合理，不是他一個執法人員應該過問之事。
但這位刑警本身就有一個罹患嚴重腎疾，必須依靠洗腎維持生命的女兒，醫生也判斷，如果不換腎，女兒無法存活。倘若女兒在洗腎過程中生不如死，生為父親的他，究竟會不會同意讓死亡醫生為女兒實施安樂死？
說到底，當父親和刑警的角色衝突時，主角該做什麼樣的選擇？
中山七里在這部作品裡拋出了一個很值得探索的問題，也很值得你我深思。